妈妈总说，家里虽然穷，却还有我这朵解语花。每次只能在我和妹妹中选一个，她都会红着眼问：“手心手背都是肉，你让妈妈怎么办？”于是最后一个鸡蛋，我给妹妹。唯一一件棉袄，我也换成妹妹的尺码。十六岁那年，家里供不起两个高中生。我撕掉录取通知书，进厂给妹妹挣学费。妈妈抱着我哭：“妹妹哪有你懂事，你就是妈妈最好...
手机里存着的那条转账记录，备注栏永远只有冷冰冰的两个字——学费。
急救室的门推开时，母亲跌跌撞撞扑进来，刚好撞见医生举着白布往我脸上盖。她疯了似的攥住医生的手腕，指节绷得发白，声音抖得像风中的残叶：“别盖……明月她怕黑。”
医生抬眼望着她，唇动了动，终究没说出那句“人已经走了”。
葬礼办得很冷清，母亲特意叮嘱不许摆半束鲜花。她说我花粉过敏。
这件事，她从前是半分也不知道的。
是家里帮佣的陈姨告诉她的。陈姨来的时候，怀里抱着个磨得掉漆的铁皮盒子，边角都磕出了印子：“这是明月之前放在工厂宿舍的东西，我收拾的时候找着的。”
盒子里没什么值钱的物件。
一张印着市一中校徽的高中录取通知书，边缘还留着被反复摩挲的毛边，最终也没能送进学校报到。
一双织了一半的绒线手套，针脚歪歪扭扭，连指套都没织完。
最底下压着十八张折得方方正正的便签纸，每一张都写着一个小小的愿望。
八岁那年的字歪歪扭扭：想吃一整个煮鸡蛋，黄儿流油的那种。
九岁的字稍显工整：想要一件不往外钻棉花的棉袄，冬天手就不会冻裂了。
十二岁的字带着点小心翼翼的期盼：想让妈妈单独陪我过一次生日，不用买蛋糕也行。
十六岁的笔迹已经很稳了：想读高中，想考大学。
翻到最后那张十八岁的便签，上面只有短短一行字，力透纸背：希望妈妈能选我一次。
母亲看到最后，整个人像被抽走了骨头，站都站不稳，浑身抖得像筛糠。
一直蹲在角落的妹妹猛地把脸埋进膝盖，肩膀剧烈抽动着，哭声闷闷的传出来：“姐姐从来都没讨厌过我……可我抢了她那么多东西……那么多……”
母亲缓缓摇了摇头，眼泪砸在那张十八岁的便签上，晕开了墨迹：“不是你抢的。是我每次都把她推到前面，逼着她自己说‘我不要’。”
一直沉默站在旁边的父亲忽然开了口，声音干涩得像砂纸磨过木头：“明月她自己也有责任。”
屋里所有人的目光瞬间都聚到了他身上。
他喉结滚了好几下，声音越压越低，带着点自己都没察觉的闪躲：“她为什么不跟我们说？为什么什么事都憋在心里忍着？”
陈姨站在一旁，忽然冷笑了一声，那笑声里全是讥诮：“为什么忍着？她每次说一次，你们就夸她一次懂事，说她是姐姐该让着妹妹。你说，她还能怎么说？”
父亲顿时哑了声，张了张嘴，半个字都吐不出来。
沉默在灵堂里蔓延了很久，他才慢慢伸出手，拿起那张皱巴巴的录取通知书。纸页右下角还留着一道被撕开的旧痕，是当年被他随手扫到地上扯破的。
记忆忽然像潮水似的涌上来——两年前的盛夏，我攥着这张通知书站在他书房门口，眼睛亮得像装了星星，小声问他：“爸，我能继续上学吗？”
那时候他正对着电脑给妹妹排假期的游学课程，头都没抬一下，语气带着不耐烦的敷衍：“家里什么情况你又不是不知道，别没事就给你妈添堵。”
可他忘了，就在那天早上，他刚签下一笔金额上亿的合作合同，连庆祝的晚宴都订好了。
父亲突然弯下腰，手指死死攥着那张薄薄的通知书，指节都泛了白。
这是他第一次哭。没有摔东西，没有迁怒旁人，就那么低着头，眼泪一滴滴砸在通知书的校徽上，反反复复念叨着同一句话：“我当时该看一眼的……我怎么就没看一眼呢……”
可这人世最残酷的地方，从来就没有“本该”和“当初”。
火化前，工作人员来通知家属做最后告别。
母亲蹲下来，仔细替我理好身上的红礼服裙摆，指尖轻轻碰了碰我冰凉的脸颊，声音轻得像怕吵醒我：“明月，妈妈选你。”
“这次不管谁哭，谁闹，谁跪下来求我，妈妈都选你。”
她就那么蹲在冰棺旁边，等了很久很久。
没有等到任何回应。
工作人员推着遗体往火化间走的时候，母亲踉跄着追了两步，又猛地顿住脚，像被钉在了原地。
她终于懂了。
来得太晚的选择，从来都不是选择。
那是迟来的、再也没用的悼念。
